财经研究院校庆70周年“财经学人”系列访谈(一) 博通经史、革故鼎新:财经研究所原所长孙翊刚教授访谈录

证券日报首发 201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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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为系统地梳理财经研究院发展历程、挖掘学术贡献、编撰翔实院史,财经研究院校庆筹备工作组开展“财经学人”系列访谈活动。第一工作小组(许寅硕、赵国钦)于2018年底赴财经研究所(现财经研究院)原所长孙翊刚教授家里进行访谈,孙教授回顾了在财经研究院工作的三十余载的峥嵘岁月。 

图1:孙翊刚教授近照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刚步入孙翊刚教授家门,孙教授和家人就极为热情地招呼访谈人员,并款待以水果、热茶,这暖心的细节不仅驱散了冬日的凛冽寒风,更映射出孙教授谦和仁爱的性格。谈到财经研究院的由来,孙教授介绍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文革”前并没有财经科研所的建制。文革期间,饱经浩劫摧残的学院被迫解散,教工四散奔波、校园被占用,一片狼藉。1978年9月复校招生伊始,百废待兴,院党委虽疲于应付78届新生教学任务,但仍下决心将创办财经科研所提到议事日程。

创办研究所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学院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世纪要大力振兴高等教育、推动我国科研事业发展,以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一系列指示而做出的重大决策。研究所的创办,也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架构上与财政部架构所对应:财经研究所对标财政部的财政科学研究所。

研究所的筹备,首先从抓组织建设入手,学院党委决定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由第一副院长姜明远兼任。姜明远所长上世纪40年代就在财政系统工作,并先后任陕甘宁专区政府财政厅视察员、晋察冀边区政府禁烟局察北分局局长。姜所长豪爽的性格和办事求真的态度,让其被中央发掘,在财政部任司局级干部。正是在姜所长和其他领导的反复讨论下,财经研究所的筹备紧锣密鼓的启动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领导先后到在京和外地的财经研究所和兄弟院校取经,学习办研究所和开展全院科研工作的经验,推动研究所的建立。1979年,财政部[1979]13号文件中,正式下达批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并正式任命姜明院副院长兼研究所所长,陈嘉亮任副所长。

而后研究所经院领导同意向北京市报刊等级审批部门申报,创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现《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北京期刊登记证915号的正式批文。随着全院科研组织工作和筹办《学报》的启动,财经研究所还推动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在研究方向上,财经研究所确立重点研究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经理论,面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既要总结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又要借鉴苏东与西方的经验。并且明确在具体实干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一批优秀成果,同时以老带新,新老结合,培养新尖子人才的方略。

随后在姜维壮教授担任副所长、所长期间,研究所组织编写了《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当代财政学若干论点比较研究》、《国际财政制度比较》、《比较财政管理学》等著作,在社会上广受好评,同时在80年代中期创建了内部刊物《开拓》。可以说,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财经研究所进入了“人多、论著多”的快速发展阶段。

栉风沐雨 开拓创新



回忆到自己担任所长的一段时间,孙教授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研究所科研队伍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一大批知名学者相继离休、退休,部分中青年学者调离,研究所科研人员减少了将近一半,有的学科,如日本问题和欧美问题研究一时成了空白。这一变化,对研究所的发展影响非常大,首先,原有的科研结构被打破,研究优势亦大多丧失,如因人员的离退、流失,欧美和日本经济的研究已无人接替或一时接不上来;又如前苏联的解体,我所1989年3月经财政部批准成立的、与财经研究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苏联东欧财经研究中心”已失去研究对象,当时未能及时调整,对变化中的前苏东经济进行跟踪研究,就是说,区域经济研究优势已基本丧失;其次,由于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老教授、老专家离、退,不仅“名人效益”大大减弱,同时由于中青年研究人员一时还不能“补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态,科研成果既从面上失去平衡,也在量与质上大大逊色。另外,当时财经研究所的科研条件相对落后,一个研究所内只有一个风扇,连教职工新添一组书柜的需求也无法满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财经研究所根据学院总体改革方针,经学校批准,做了如下改革:(一)根据人员及专业方向,经报学校批准,设立财税理论、金融理论和综合经济研究三个研究室和办公室、资料室两个行政辅助科室;(二)全所人员根据学校聘任条件,实行聘任制,允许解聘和拒聘;(三)根据学校确定的科研工作量,凡完不成科研定额,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经过系列改革,研究所终于在1993年到上世纪末重新焕发了新的光彩:全所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71篇以上,出版专著及各类著作32部,共计743万字,其中有不少成果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谢莉同志获邀参加由中国国家科委、对外贸易合作部、美国泛太平洋商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十届泛太平洋经济技术合作与发展大会,其论文也被大会学术委员会审定为高质量论文,并获邀在大会上用英文宣读论文。刘姝威同志编著的《资产负债管理、信贷质量管理、外汇风险给管理分析技术策略和实例》一书,是适应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运用90年代国际通用的金融业管理技术、结合我国金融业实际情况,从战略决策到日常经营的各个层面的全方位探索。赵雪恒教授主编的《财政金融学》以体系完整、内容详简适宜、理论联系实际、文字通俗易懂的特色而颇受读者欢迎。孔令书、边立铭和童伟同志等编写的《俄罗斯联邦财政制度》和《匈牙利财政制度》适应了财政部对于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财政制度的全面介绍和系统分析要求。姜维壮教授的《中国分税制的决策和实践》在社会上广受好评。财经研究所和北京市财政局的合作课题《首都财经研究》得到同行专家好评,并被建议将内容浓缩上报市领导和国务院,也为后来我校首个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财经研究基地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仰之弥高 敬之弥深


孙翊刚教授是国内财政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他编撰的《中国财政简史》和《中国赋税史》是通史类的扛鼎之作。孙翊刚教授在国内较早地主编了财政史教材,为全国财经院校财经史的教材建设作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孙教授刚步入研究阶段,一段图书再版的往事非常值得回味:《中国财政简史》本来是崔敬伯、王子英老师为财政本科编写的教学用书,但是在后来再版时,此书虽然框架可用,但是注释不规范,缺项太多,有些内容还需要修改。这就迫使当时为两位老先生研究助理的孙翊刚老师只能凭想象去找答案。为了查找到可信的资料,孙老师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北京的图书馆(北图、国图、柏林寺)以及文革中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尚未送造纸厂、存放在康乐里的图书“馆”,孙翊刚老师都找过了。在修订过程中,孙翊刚老师每改完一章,就先送到东四北京军区总医院崔老家,请他审阅,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拿崔老看过的稿子送到鼓楼国强胡同王老家,请他审阅、修改,之后再回到西城区财政部集体宿舍。每周一圈,一圈半天多。靠着对财政史的热爱,终于完成这项艰苦的任务。后来出版社的校对也由孙翊刚老师承担,孙翊刚老师又重回以前去过的图书馆借书校对。但当时图书馆规定,一个读者一天只给出一次书。为此,孙翊刚老师必须天天去,一个馆一天借三本书,直到校对完为止。此书1980年出版,后来荣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整个编写修订过程中孙教授严谨求真、勤奋务实的态度令访谈小组极为感动。

后来,孙老师还承担了《中国财政史》、《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赋税史》、《中国农民负担简史》等多部著作的撰写,并参与了《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中国财政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等书的文献汇编和注释工作,为国内财政史的科研工作做出了奠定性的贡献。而且,近年来孙老师仍然笔耕不辍,出版了《中国古代财政史论》、《十通财经文献注释》等书。接受访谈时,孙教授还向访谈者送了亲笔签名《中国古代财政史论》,说到这本书的由来,孙教授介绍,这本书也算是自己给对自己八十岁生日的礼物。

图2:孙翊刚教授部分获奖证书    

立足当下 寄语未来

谈到当前财政学科发展,孙教授特别强调我们当前的财政学研究中过多重视西方理论和方法,忽略了中国的特色问题。“现在的文章弄一大堆模型,让人看不懂也不解决问题”,孙教授说:“我们当前的财政学理论几乎全部是西方理论,但是西方理论适合中国问题么?我看没那么适合,西方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中国没有;西方没有文明的延续,而中国有。所以不能一味的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财政问题,还应当着眼于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构建”。谈到访谈者研究的行政区划问题时,孙教授说,很多地理研究者说到行政区划,更多地看中“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的地理因素,而忽视了税收汲取的因素,这些都应当被综合的考虑进去,既应当有从上而下的王侯将相视角,也应当有自下而上的农民视角。

谈到财经研究院未来发展方向,孙教授认为首先还是应当明确定位,财经研究所历史上出现过定位不清,机制不顺的问题,未来还应当积极探索自身的特色方向。其次,研究院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社会上声音还不够强烈,未来应当多做代表性成果,做精品教材,在社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从过去的治所经验来看,研究院应当关心年轻人,爱护年轻人,多创造传帮带的机会,让年轻人能够更多地在会议上、协会中崭露头角。同时,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性格,发挥他们的长处,不拘一格用人才。

图3:孙翊刚教授寄语    

采访的最后,访谈小组代表学院向孙翊刚教授颁发了校庆筹备工作小组顾问的聘书。孙翊刚教授还为财经研究院写下两段寄语,分别是“责任感,成就感,自豪感”和“财经研究院:究治国之方略,育六艺之人才”。孙教授解释说,前段寄语希望财经研究院的每位教职工都能够以强烈的责任感,齐心协力做出标志性成果,有集体成就感,并以身为集体的一分子而自豪。后一段寄语,希望研究院能够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做好高端智库社会服务,为经世济国献言献策,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 

图4:孙翊刚教授受聘财经研究院校庆筹备顾问   

访谈后记

       访谈结束后,孙教授坚持顶着近零下20度的寒风送访谈小组到小区门口。回望教授背影,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财政史学家的鸿篇巨著,而是他“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学术继承与创新精神,是他“魄力改革,锐意创新”的治所历程,更是以孙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中央财经大学的赤诚奉献和对年轻学者的炙热关怀。年轻一辈财研人一定不辜负孙教授的关怀和嘱托,必将用自己的芳华和努力谱写财经研究院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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